对于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探析作者镝非（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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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唯一有记录文庙被毁的《嘉禾县志》，同书中明确记载了毁坏者是土匪，而不是洪秀全等率领的太平军。（同段文章中被称为“西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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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振振有辞地说太平军入湘时焚烧彬州学宫，毁坏孔子木主，借此证明太平军反孔反儒，号召天下读书人“卫道”，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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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如上所数，太平军在湖南各地所毁神庙的对象中，都不包括文庙，这应该可以显示出其对孔子和文庙的态度，何以独毁彬州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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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宾州直隶州乡土志》中队这段历史的记载是“适粤贼犯彬，毁于兵”，请注意，“毁于兵”，也可能是毁于兵勇，也可能是毁于战火，未必并不代表是毁于太平军，更不代表是太平军故意毁坏的。何况在清人之地方志中，太平军通常是被成为“贼”或“匪”的。地方志完成在《讨粤匪檄》之后，却没有延用其说法直指学宫是毁于太平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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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事实上，战火中发生一些建筑毁坏是很常见的，如同样在湖南，太平军攻打长沙时，长沙的学宫是被清军毁掉的，他们在那里屯兵，作灶，甚至放牛马践踏（《重修长沙府学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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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其它著作如《粤匪犯湖南纪略》《楚寇纪略》《湘军志》《湘军记》中，记载太平军在入湘时，都曾强加给它**掳掠烧杀等不实罪名，但却少见焚毁学宫或有辱孔子的记载，如《粤匪犯湖南纪略》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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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秀全颇知文墨，所造天条又以敬天父为第一要义。自孔圣不加毁灭外，其余诸神概目为邪，遇神则斩，遇庙则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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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种种，均说明太平军直到湖南为止，主观并无明显的反孔意图（特地把孔圣“不加毁灭”），行动上也无反孔表现。曾国藩指责太平军在湖南毁学宫，焚木主，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对于其行为或动机进行诬蔑或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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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军在攻克武昌后，特别是由武昌进军江西安徽之后，的确开始出现了反孔，捣毁孔庙，焚毁儒家经典等情况，但是不能以此就认为曾国藩对其在湖南的行为的诬蔑是正确的，因为正是这样的歪曲，会造成太平军从根本上就反文化传统的错觉。而事实上，在到达武昌前太平天国固然没有什么反孔行为，在太平军定都金陵仅两个月后，杨秀清又借“天父下凡”说孔子“功可补过”，准其在“高天享福”的“好人”，说古书中有很多值得借鉴学习之出，“从此后太平军对儒家的态度已大为缓和，而且也允许儒家著作“六经”“四书”在经过删改后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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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太平军对儒家和孔子表现出特别激烈的态度的时间不过三四个月，这显然有其忑特殊背景，因为江南许多卫道士视其为“匪”，斥其不尊礼教，说白了，这些的确封建思想及势力特别顽强，在这些地区的反孔只是斗争的临时需要。当然，太平军也许可以采取更恰当的方式，以免把很多读书人推到自己对立面去，其对知识份子的争取方面也有许多政策不够妥当和值得商榷，但是不能因为一些政策上的失当就认为他们是存心地彻底地想破坏传统文化，何况儒家传统中本来就有不少是应该剔除的封建糟泊，要不然为什么封建王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清王朝在一定程度上更是以尊儒之名行思想奴化之实，看八股文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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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指责太平天国使人“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实这恰恰是他所一力维护的大清王朝干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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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被成为“盛世之主”的乾隆，借“修书”之名而行毁书之实，禁毁他认为有“违碍”的以及“不合教化”的书。借编修《四库全书》这一名义而号召“献书”，把隐散于民间的丰富藏书征集至朝廷，在八年间，据兵部奏报毁书共24次，538种，13862部之多（《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二期）。据海宁陈乃乾《**总录》中的统计，其毁书总数是：全毁书目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版目50种，销毁石刻24种。郭伯荣依据《**总录》、《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书来核对，认为“四库”开馆10多年中，被销毁的图书总数至少在10万部左右，册数之众，那就更无法估计了，这个数字如果可信的话，则是《四库全书》总数的10倍。（《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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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举了乾隆篡改《四库全书》的一个例子，至于文字狱，施行八股，以及其他为在《四库》之列而被篡改毁灭的汉族文化典籍，尚不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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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胜于雄辩，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那点“破坏”，毁禁古书的范围及延续时间，与清朝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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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在社会管理方面，太平军所占之地，凡城镇居民不管信仰爱好与否，先将财产集于圣库，按男女分编入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