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探析作者镝非(第2页)
作者只顾着引用“诸子百家之书一律排斥,“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而全然不顾东王杨秀清在建都仅半年后就借上帝之名传言,肯定诸子百家著作的价值,认为其中有诸多值得借鉴学习之处,不久太平天国即开始刊刻出版传统文化书籍。在此,他又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他对历史断章取义的高超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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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先说,“所以当时的外国官员记载说:太平军“很注重虔诚和献身精神,在遵守宗教礼节和仪式方面,他们是很规矩的,甚至是狂热”,又说“但是……于是,上帝无所不能的神话便在太平军中彻底动摇了”,在这里,作者先是为了证明他“整个太平军的思想完全被宗教迷信所禁锢,每一名天国士兵均是上帝教的忠实信徒”的论点,引用了一段外国人说太平军虔诚信教的文字,然后又引了一首天京事变后的歌谣,企图证明他“聚也上帝,散也上帝”的看法。这一看法是否成立另说,但作者的论证本身却是荒谬的,因为在现存的史料中,在天京事变以后声称太平军虔诚信奉基督教的外国人的文字资料是天京事变以前的十倍以上!所以如果一条外国人的记载就可以证明太平军是因“上帝”而聚的,则同理可推出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军仍因上帝而聚,则“散也上帝”的推论即不成立。反之,则认为天京事变前整个太平军的思想完全被宗教迷信所禁锢,每一名天国士兵均是上帝教的忠实信徒”的论点缺乏足够依据。总之作者再一次自相矛盾,并且又一次向我们精彩地展示了什么是根据观点选择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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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太平天国涉及民生及军事的施政中,宗教到底有多大影响?我们以作者号称宗教迷信破产前的前期为例,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直接主持地方民政的是翼王石达开,他受东王杨秀清的威委派,开府安庆,总辖安徽,湖北,江西三地民政,并作为西征军的大后方其中在安徽和江西都建立起了地方政权。而左宗棠对石达开的施政的评价是“不甚理会邪教俚语”,后来石达开在离京远征过程中彻底放弃了拜上帝会信仰,也证明左宗棠的考语是切合实际的。而我们也知道,西征军开始不设前敌指挥部,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前期唯一被授权的前敌总指挥。试想,由这样一个”不甚理会邪教俚语”的人来作为地方军政事物的直接主持者,其涉及到民生和军务的实质性政策能被宗教迷信影响到哪里去?如果说军事方面委派石达开是并无选择,那么民政方面杨秀清完全可以另委受宗教影响较深的高级将领来主持,这个人事命令证明杨秀清恰恰是想利用石达开的“不理会邪教俚说”去处理实际情况,而且他对这样的“处理”,事后也是照单全收的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虽然直接负责的人是石达开,但他代表的却是是杨秀清,而杨秀清的意见则可以代表太平天国的国策。至于必须敬拜上帝,学习圣经,这些不过是细枝末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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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太平天国科举要考圣经知识,那在当今中国不背点马列能从小学升到大学么?考大学写作文的时候你能随便发挥你的“文学水平”和“言论自由”么?这就能证明选不出人才来了?如果何瑜教授是历史系教授而且招收研究生的话,请问“革命史”考三十分的学生你们也都照收不误么?再说太平天国科举并不是考圣经知识,考谁对圣经更熟悉,圣经只是载体,做算术得先背乘法口诀。但最终还是自由作文,写自己的理解。至少不像“八股文”,非得写别人的理解。也不像现在的历史考试,分析题还规定了标准答案,按点给分,在鉴别人才自身理解分析能力而非背标准答案的能力方面,我看不出太平天国的科举方式比现在的历史考试落后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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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得人则昌,失人则亡――洪秀全的孤家寡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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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关于“上帝教所推行的反孔政策及“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过激行为,致使大部分知识分子退避三舍”,我认为作者有必要搞清楚一个基本问题,太平天国毁神庙不是出于“反孔”,杨秀清借上帝之口说过,孔丘是上帝准予在高天享福的好人。太平天国只是反对把孔丘或者其他神主立为偶像。如果说这就可以致使“大部份知识份子退避三舍”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推行马列主义的政策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则能否解释新中国政权没有因为“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退避三舍”而垮台的原因呢?本文的题目不是“论太平天国政策的得失”而是“对于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探析”,作者的论证似乎有些跑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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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照作者的说法,太平天国宗教的影响甚深主要再于前期,而前期太平天国地方行政主要在安徽和江西两个根据地,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都退避三舍”了,为什么在评价安徽的治理时,胡林翼还说“粤逆窜扰以来,皖民受祸既久,迷溺尤深……果于从逆,”,为什么在评价江西的治理时,左宗棠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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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兵并因粮,附从日众,石逆抚其桀黠之民,以钤制其士夫,迫之从逆,江西全局岌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江西事恐不可为,以民心全变”,而骆秉章还说江西士民“转而媚贼,献财输赀,甘心从逆,正士良民之势孤,奸徒痞党之焰炽。数郡千里之间,无一官一兵相为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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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所谓“对进入太平军中的文化人,洪秀全等人也是只利用而不重用”,我不得不再次提醒,至少在太平天国前期,其政策的决定人和执行人是杨秀清而不是洪秀全。杨秀清不重视人才吗?也许他文化不高,自己延揽鉴别人才的本领有限,但决不代表他不重视人才。我举一个例子。东王杨秀清正式颁布的命令叫“诰谕”,由于杨秀清总理国家军政大权,“诰谕”是太平天国最重要的文书,每件都可能关系到国计民生。而“诰谕”在对外发出前,有一道程序是必须经过翼王府审核。从形式上讲,这是对文稿的校订工作,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每一份诰谕在发出前都要经过翼王府官员,等于是东王另委了一批独立于东王府外的人为自己的重大军政命令“把关”,尽管最后的决策权仍在他本人。翼王石达开在善于延揽人才方面是出名的,关于他延揽人才方面的记载多不胜数,因此翼王府也是天国知识份子荟萃的地方。杨秀清没有因此而猜忌,迫害,相反充分发挥这一点,来弥补东王府官员素质上的不足。事实上,石达开在招揽人才的时候是很“肆无忌惮”的,他为了拉一个人才上“贼船”,居然“以黄袍覆之”,有一个清朝秀才,据不为新政权效力,甚至扬言为满人效力乃是华夏正道,对于这样“狂悖之徒”,石达开居然把他放了,并且告诉左右的官员,“吾方收士心,否则礼以遣。”把这单纯看成是石达开一个人的胸襟见识就错了,如果没有杨秀清的默许和支持,他是绝不敢这样做的。如果这样还说他“得不到重用”,那么不知道怎样才算得重用了。至于后来洪秀全猜忌石达开,和他是不是知识份子无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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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作者引述进入天王府的知识份子“一切军令盖不与闻”,这是因为太平天国前期“天王”只是虚位元首,天国以东王府六部为军政所出,天王府所有官员都不与闻军政,这是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的政体决定的,并不是针对所谓的“知识份子”的,封建文人无法了解“军师负责制”是怎么会事,才会作出“盖防有用之才之算己也”的推断。如果信以为真就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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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并不是否认太平天国的知识份子政策存在很多问题,可是原文作者的论据完全推不出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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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作者说”狭隘的宗教信条还使太平军失去了很多的盟友和同盟军。如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首领刘丽川等极欲归附太平天国,上书洪秀全愿受驱使,但天国始终未派兵接应,任其孤立无援,终至败亡。其他如福建的小刀会、红钱会,江西的边钱会,广西的升平天国、大成国,包括淮河两岸的捻军等各地各民族起义,太平天国均未能很好地与之联合。结果,各支农民起义军分别被清军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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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社会主义制度也使中国在国际上失去了很多盟友和同盟军,这能说明什么呢?成王败寇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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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己也在后文提到,太平天国定都后兵力不过十余万,分布在北伐,西征,天京三个相隔千里的战场上,已经在每个战场上都显得力不从心了。那么就请作者自己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还有力量在浙江未克的情况下开辟上海战场吗?何况浙江是清廷的力保之地,绝对不是轻易可以占领的,太平军有力量再四线作战吗?至于到了小刀会危急之时,太平军北伐西征两路告急,为了派北伐援军,甚至不得不忍痛放弃重镇扬州,即使如此,最终也只派出了七千五百人北援,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有力量去上海援助小刀会么?不错,太平天国起义时,全国各地都在起义,但他们有可能到处派援兵,或者到处联合,以使其不被镇压么?事实上,太平军与捻军,大成国,天地会义军,都有过不少联合,但起义革命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游侠,联合作战也该有战略的进行,何况各地起义部队虽多,但很多是乌合之众,纪律败坏,关键时刻成事不足败事由余,北伐援军的失败就是个血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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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这仍然不是说,太平天国与其他义军的联合不存在问题或需要检讨之处,只是作者的论述不得要领,无法令人信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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